1966年8月1日，随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的召开，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使得许多领导人目瞪口呆。

在这时，长期从事政治和公安工作的谢富治却敏锐地感觉到这场会议风向的变化，并迅速做出决定：

刘少奇、邓小平的中央一线领导即将崩溃，中央日常权力机构将出现一个真空，必须抓住机会。

为此，谢富治选择了邓小平同志作为炮打的目标，因为当时江青、张春桥等人的重心都放在刘少奇身上，还没有人提到邓小平。

谢富治的第一炮是有分寸的，只说邓小平在全国解放以后变了，变得越来越不尊重毛主席了。谢富治的发言，也是引起了江青的注意。正是如此，在全会的最后一天，谢富治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补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可以说，这是谢富治第一次步入了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可能正是因为谢富治的这一次经历，使得他在日后的岁月中，与江青等人越走越近，并多次得到江青的称赞：谢富治是唯一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人，很难得！

在批判“二月逆流”之后，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了工作，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江青向毛主席提议，要谢富治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成员，但毛主席不同意：“成员不扩大，但他可以经常列席文革小组会议。”

当时周总理为了不使大权被江青等人独揽，主动提出参加了这次会议。而能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基本上都是林彪、江青集团的主犯，周总理周旋其间，孤力撑持的困难可想而知。在此期间内，谢富治作为国务院成员之一，数次令周总理感到寒心。

1966年12月26日，江青在接见一些学生、群众时，公然鼓动他们去占领劳动部、总工会。谢富治立即效尤，12月31日谢富治与周总理接见北京一些学院的学生时，谢富治大胆提出：

你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试点，把西城公安分局完全包下来，由你们去管。

周总理在听到谢富治的这番话后，简直目瞪口呆，他没有想到谢富治会如此大胆，去煽动群众去接管公安机关，为此他对谢富治愤怒地说道：“这件事情你决定不了，我也决定不了，应当和政治局常委商讨后，经毛主席批准才行，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这时的谢富治内心还是对周总理有所畏惧的，为此简单附和了周总理几句。在批判“二月逆流”以后，谢富治不再躲躲闪闪，也不再满足于为中央文革敲边鼓，他成为了“冲锋陷阵”的主将。在往后的日子里，谢富治也愈发的飞扬跋扈，目中无人……

1967年8月15日，身为外交部长的陈毅身处逆境，一些人在谢富治的支持下，想要召开批判陈毅的会议。在此之前上，周总理苦口婆心劝说着大家：

不要打倒陈毅，要允许他改正错误！

然而谢富治根本不听周总理的劝告，反而是暗中指示想要将陈毅元帅给打倒！

周总理在得知谢富治的行为后，内心很是生气，为此当场质问道：“把陈毅同志打倒了，谁来当外交部长，你谢富治来当外交部长吧！”

谢富治却一点也不予以理睬，可想而知此时的谢富治是多么的骄横。

在批判陈毅的那天，周总理因外事活动离开，谢富治则坐在陈毅旁边，一副局外人的样子，根本不管任何事，也不控制场面。而随着局势即将失控时，谢富治依旧置身事外，多亏了外交战线上的一位同志挺身而出，从而将陈毅元帅搀扶到后台。

1966年之前的谢富治，并不是一个坏人。他出身贫苦，当过苦工，深知旧社会的黑暗，投身革命后，他不管是在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哪怕是在建国后，谢富治也为党和国家做出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然而在1966年之后，谢富治整个人都变了，变得众多老战友都认不得他了。而谢富治的所作所为，也为他日后的结局埋下了伏笔。不过在谢富治去世之时，他的追悼会还是非常的高的，哪怕是同年病逝的陈毅元帅也不一定能比得上他！

1972年3月26日，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因病去世。相比较同年病逝的陈毅元帅，两人的吊唁规格和悼词，也是有明显得区别，倘若没有毛主席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谢富治的追悼会，将大大超过陈毅元帅。

比如说：

其一，谢富治追悼会举行时，天安门广场、新华门等处下半旗致哀，而陈毅这位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却没有；其二，悼词评价高低不同，经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审定，同样由周总理宣读的悼词，对陈毅之死，称“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而对谢富治之死，则称“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

不过历史是由人民来书写的，在经过八年时间后，党中央和人民群众正确认识了谢富治，为此做出：

将谢富治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销对谢富治的《悼词》，并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谢富治的名字，时隔八年，再度出现在党中央的文件中，这次，他不仅无法与陈毅元帅相提并论，而且成为人民群众唾骂的对象！